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理论内涵、历史回顾与实践逻辑(图1)

  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是加大保障和改善残疾人民生事业的重要内容。为实现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研究通过文献资料调研、实地调研、逻辑分析等方法,从中国式现代化与高质量发展、平均化与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与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3对关系入手,厘清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逻辑起点。进一步分析发现,我国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虽已在“十二五”至“十四五”期间实现整体发展,但依然存在服务标准模糊、资源整合不足、基础保障匮乏等现实问题。为此,“十五五”时期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应通过推进标准化、优化资源配置与整合、健全基础保障3个方面促进服务质量、效率、活力的提升,以期实现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的高质量发展。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将“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六项原则之一。残疾人事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次全国自强模范暨助残先进表彰大会上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残疾人工作,持续提升残疾人公共服务质量,积极营造全社会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良好氛围和环境。”作为残疾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不可或缺的一环,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的建设与发展,正是落实上述要求、提升服务质量的具体体现。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不仅关乎残疾人平等参与体育生活的权利保障,更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与共同富裕程度的重要标尺。同时,建议提出“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等主要目标,并对“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民生领域重要事项进行了安排部署。综上,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已是“十五五”时期推动残疾人事业发展的必然目标。回顾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起点,“十二五”期间启动了“残疾人自强健身工程”,首次将残疾人公共文化和体育健身纳入公共服务范畴,标志着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正式进入国家治理网络。从“十二五”至“十四五”期间的15年(以下简称“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15年”),“残疾人健身周”品牌化、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重点任务发布、《中国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和权利保障》白皮书首发等,将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逐渐从理念倡导推向实践深化,为残疾人共享体育成果、提升生活品质奠定了坚实基础。全国残疾人社区文体活动参与率由2015年的不足7%提升至2022年的26.8%(中国新闻网,2023),全国残疾人群众体育健身活动参加从2018年的86 948人次提升至2022年的423 051人次(中国残疾人联合会,2023),这些数据的增长,直观展现了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在覆盖面扩增上的积极进展。然而,与残疾人日益增长的医疗、体育、康复等现实需求相对应的是需求响应的迟滞(焦若水 等,2024),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仍未打通。因此,本研究团队通过参与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以下简称“中国残联”)“十四五”中期残疾人群众体育调研,重点考察了12个省份,并于2025年再次前往陕西、湖南、四川、福建、湖北等地进行调研和专家访谈,初步了解我国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发展历程和现实情况。“十五五”时期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看待已有成果(章明杰 等,2025),对这一时期构建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更高效率的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与“高质量发展”之间呈现“目标”和“路径”的支持关系,没有高质量发展就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要求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代化(张大超 等,2023a)。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不仅直接关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效率,更是国家全局发展的指路明灯(曾珍 等,2024)。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15年间,为推动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各界学者从理论到实践,进行了多维度的探索与尝试。第一,以“共建共治共享”为发展目标。形成以政府引领,社会各级体育组织为核心的“共建”;以政府主管部门、社会服务团队、残疾人三方共同参与、协商、决策的“共治”;以“残健融合”检验社会公共服务效果和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建设成果的“共享”(薛亮 等,2024)。第二,以创新为发展外驱力。应对日趋多元化的残疾人体育健身需求,提出突破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现实瓶颈的创新方案,如基层残联上传下达、统筹协调、外联内合的治理新模式(宋宝安,2019),以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赋能体育公共服务的新平台(张韬磊 等,2018)等。第三,以开放和协调为发展内驱力。虽然服务供给主体在从单一化向多元化方向转变的途中伴随出现产品针对性偏位(任峰 等,2022)、资源配置缺位(郑功成 等,2022)、问责机制失灵(吴燕丹 等,2015)等现实矛盾,但并不能否定开放多元主体协作通路的正确,政府需要协调、统筹、把控不同主体各自的资源优势和分管范围,仅凭政府独自发力必然影响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效率。

  “基本公共服务”与“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之间呈现“一般”和“特殊”的包含关系,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体现了对特殊群体的精准覆盖。《“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明确提出,公共服务根据供给权责划分为基本公共服务和非基本公共服务。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作为一项强公益性服务体系,隶属于基本公共服务范畴,应当是在中国残联引导下全社会共同参与,整合各类公益性体育机构与服务资源,共同满足残疾人体育需求,保障其体育参与权益,丰富残疾人社会生活和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的一种方式(吴燕丹 等,2013)。从概念的匹配程度上看,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致力于实现残疾人体育权利的精准落实,具体体现在:1)服务目的落实,基本公共服务强调全体人民的基本生存需要,而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便是满足残疾人基本生存需要中的体育活动需要;2)服务内容落实,基本公共服务涵盖全体人民的底线生存服务(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等)、公众发展服务(义务教育、公共文化体育等)、基本环境服务(公共交通、公共设施等)、基本安全服务(公共安全、消费安全等)(尚虎平 等,2019),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聚焦于为残疾人提供科学健身指导、适配的场地设施以及健康知识宣教等具体内容;3)责任主体落实,基本公共服务的责任主体以政府为主导,而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在政府主导的基础上,更注重发挥地方残联的纽带作用,从而形成多元主体协同发展格局。

  回望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15年历程,均等化这个目标经历了概念确定、框架构建、局部探索和全面深化的演进历程。残疾人基本公共服务在《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的通知》中首次设立完整章节,标志其被正式纳入国家制度框架,尽管此时尚未系统阐述均等化理念,但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概念在这一时期得到延伸。随着《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的通知》《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的通知》纲领性文件的颁布,明确了残疾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路径与服务边界。在此基础上,国家出台了多项支持政策,明确提及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重点任务和均等化实现手段,初步形成了制度保障体系。同时,部分地方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力图实现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效率最大化(张韬磊 等,2018),基层残联作为政策执行主体,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从器材配备、空间供给、健康宣教等方面切实提升残疾人体育参与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葛忠明,2016)。另外,近年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残联年度课题等重要科研项目中持续涌现“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相关研究课题,引领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理论建设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为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持续支撑。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15年的努力,不仅反映了国家对社会公平和特殊群体利益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更彰显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正逐步向均等化目标迈进。

  高质量发展是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实现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已经对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提出高质量发展要求。而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必然应纳入残疾人作为重点人群,使服务体系更具包容性、平等性、便利性与可及性,从而充分满足所有人群体育的健身需求。其核心是实现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的“全民共享”和“全面共享”(王震,2023)。“全民共享”强调服务均等,确保不同残疾类型、地域和环境的残疾人均能获得适配服务;“全面共享”则指向服务层次的深化,推动体育从康复健身手段拓展为促进社会融入、职业发展乃至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回顾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15年发展历程,实现了从“有”到“优”,从“覆盖”到“精准”的质量跃升。作为衡量基本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成效的关键标尺,“实现程度”是指通过细化某一项目的内在要素并加以衡量,来判断项目目标的达成度,以此评估项目成果效益和规划项目进展方向(姜晓萍 等,2020)。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作为其中的重要内容,受限于发展历史,国家层面尚且缺少具体量化指标加以衡量,需率先从考察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现实供给水平实然状态入手,找准影响日常残疾人体育参与的核心元素,挖掘潜在的阻碍因素,并以此作为提升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效率的依据,进而加速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目标进程。高质量发展引领方向,实现程度检验成效,共同构成推动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优化的循环动力。

  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虽发展迅速,但对于其是否已实现普惠化、是否正处于向均等化目标迈进的道路仍需深入分析,系统评估这一进程,借鉴相关理论是首要逻辑。回顾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15年进展,离不开公平正义理论、包容性发展理论、服务型政府理论等重要理论的引领和支撑。1)公平正义理论的核心是机会均等,包含2个原则:一是平等自由原则,即每个人都平等地享有基本自由权;二是差异原则,即社会和经济上的任何不平等,都能期望让这种不平等符合每个人的利益(约翰·罗尔斯,1997)。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受地区经济水平、资源禀赋、地形地貌、残疾人需求结构等因素影响,应充分考虑地方条件为残疾人提供相对公平的体育服务,切实保障其体育权益。2)包容性发展理论的核心是通过制度创新实现权利获得、机会均等和成果共享(张韬磊 等,2023),强调激活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协调关系,体现城市空间公平和正义。包容性发展的对象不只是特殊人群,而是全体人民,促成发展过程机会均等的包容性社会,与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的根本目标不谋而合(吴燕丹 等,2021)。3)服务型政府理论是中国学者为面对21世纪国内外变化形势与我国行政管理制度的实践创新而提炼出的新概念(张康之,2006),其强调以民为本、为民服务的服务核心,将满足社会需求、实现人民满意作为服务目标,以合作共治、适应社会发展作为改革机制,主张政府创新(康健,2021)。对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而言,若要确保残疾人便捷、高效地获取符合其需求的体育服务资源,则应推动政府或地方残联角色转变,将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置于民生工作的重要位置,服务型政府理论将是解释这一过程的重要工具。

  认识源于实践,认识论认为客观物质世界只有尚未认识的事物,没有不可认识的事物。我国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发展基础仍较为薄弱,国民认知度仍待提高,为了探究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未来路向,在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15年间,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积极开展了实践探索与模式创新,回答了4个关键问题:1)在诸多领域国家战略下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的时代价值,以及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对于促进残疾人基本公共服务发展的角色定位,回答了“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是什么”的问题;2)为促进残疾人体育参与效率,满足残疾人对体育锻炼与健康生活的基本需求,从国家政策、创新模式、现实发展等方面对我国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实施现状进行分析,回答了“为什么要推进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问题;3)由于我国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前期经验薄弱,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系统梳理残疾人体育服务发展要素集合,并筛选与我国国情相匹配的要素进行本土化改良,回答了“从哪些角度入手推动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问题;4)以残疾人自强健身示范点建设、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重度残疾人康复健身体育进家庭等重点任务(中国残联 等,2021)为主,创设残疾人体育活动参与的中国方案,并在方案推广过程中不断发现影响残疾人体育参与的深层问题,回答了“如何推动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问题。

  1个目标、2个要点、3个理论、4个问题为回答我国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为什么需要、为什么必要、为什么重要提供了坚实的逻辑支撑,共同构成了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逻辑框架(图1)。在这一框架下,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逻辑得以清晰呈现,为回顾其历史成绩、分析受阻原因以及展望未来实践逻辑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面对我国8 500多万残疾人群体(人民网,2025),我国逐步建立了覆盖城乡、面向基层的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着手探寻残疾人群众的体育发展之路。在政策起点上,《中国残疾人事业“十二五”发展纲要》《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年)》等政策的相继出台,共同构筑了残疾人群众体育发展的初步制度框架。在具体实践上,2011年“残疾人自强健身工程”的启动,进一步明确了残疾人体育参与的具体方式和实际价值,该工程以建设基层残疾人自强健身示范点(以下简称“示范点”)和培养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以下简称“指导员”)为核心任务,有效推动了残疾人体育向基层下沉,标志着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实现从理论探究转向实践落地,为全民健身事业的全面发展提供必然补充。

  这一阶段,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尚处于探索阶段,虽首次经历转型,但场地不足、专业指导员短缺、器材使用困难等矛盾(吴燕丹 等,2015)成为制约其发展的主要原因。因此,示范点与指导员项目的落地,有效打破了服务空间和专业人才的限制,深刻体现了从“形式公平”向“实质公平”的早期探索。据中国残联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全国累计组织省、市级残疾人群众体育健身活动27 926场次,累计参与的残疾人数达335万(中国残联研究室 等,2018)。同时,全国助残日、特奥日、残疾人健身周等活动的开展,进一步营造了残疾人参与体育活动的社会氛围。在鼓励并支持更多残疾人走出家门、参与活动的基础上,关注点逐步向难以外出的重度居家残疾人倾斜,重度残疾人康复健身体育进家庭(以下简称“进家庭”)成为继示范点、指导员后的又一重点任务。进家庭超越了传统体育服务必须“到场参与”的要求,从根本上承认并回应不同残疾程度个体的差异化需求。总体而言,“十二五”期间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的实践探索,不仅初步打破了残疾人体育发展依赖竞技体育的单一格局,更从空间和内容上推动公平的深化,为“十三五”期间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的布局奠定了实践基础和认知共识。

  “十三五”期间,在国家层面着力强化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战略布局,推动体系建设。中国残联随之将示范点、指导员、进家庭确立为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三大指标(以下简称“三大指标”),在“十二五”期间既有工作的基础上,着力破解发展掣肘,系统巩固前期成果,化解结构性矛盾,为提升服务质量和覆盖面提供实践支撑(吴燕丹 等,2021)。首先,在示范点的选择上,呈现4类应用场景:一是依托乡镇、社区(村)所辖公共服务站点、机构;二是遴选残疾人康复、托养机构或特殊教育学校开展建设;三是依托各级残疾人体育运动训练基地开展建设;四是依托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站点、健身路径、体育俱乐部等开展融合建设。4类场景构成了一个多层次、互补式的残疾人体育参与网络,从不同维度回应了残疾群体的多样化需求,为其就近、便捷参与日常体育锻炼提供了平台。其次,在指导员培养上,突破传统专业背景限制,拓展至各级残联工作者、社区残疾人专干、特校教师及辅助性就业(托养)机构人员等基层服务者,构建残疾人体育“身边化”服务网络。同时,培养内容围绕“残疾人群众体育现状+社区活动组织方案+居家康复健身方法”三大核心模块,并引入龙舞、毽球等特色项目,强化课程的基层适用性。考核则采取“理论+实践”的综合模式,重点提升指导员面对不同种类、场景、程度下残疾人个性化体育服务方案制定能力,促进知识向实践转化。最后,进家庭服务在各地有计划、分步骤地开展,对健全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与促进残疾人体育工作协调发展发挥了关键作用。具体而言:一是项目的实施为将残疾人体育纳入政府公共服务大局搭建了平台;二是有效推动了体育服务重心下沉,成为落实“六个身边”工程的重要抓手;三是为实现残疾人体育与康复工作有机结合、深化“体医结合”发展提供了实践探索。

  这一阶段,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的战略布局标志着其在制度层面被初步纳入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了包容性跨越。三大指标不仅超额完成量化指标(吴燕丹 等,2025),更在场域拓展、人才培养和服务下沉等层面为残疾人创造了更多的体育参与机会。然而,规模快速扩张也暴露出服务效率不稳定、人员激励保障不足、服务社会化程度不高等深层问题,制约了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的可持续性与市场链接效能。“十四五”期间也将在实现战略布局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合作方式丰富、协同供给长效的服务供给新模式。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的通知》首次以“重点人群”强调残疾人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中的重要地位。为应对“十三五”期间三大指标独立实施、独立统计、独立验收的困境,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积极探索整合路径,将三大指标回归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整体概念框架内协同推进。在具体实践上,在全国范围内呈现2种融合运行模式特征。一是以示范点为平台的综合治理模式,示范点兼具体育活动空间、指导员服务等枢纽属性,通过建立信息台账、利用内置康复体育器材、整合社会资源等,对障碍程度较轻者进行集中指导,对障碍程度较重者提供入户指导。基于残疾人分布与地域条件,该模式可进一步划分为适用于残疾人较为集中,管理机制和配套设施条件较为完善的“社区模式”,残疾人居住分散、通勤成本较高、体育康复意识薄弱却具备一定开展条件的“乡镇健身点模式”,同类残疾人较为集中,且具备一定劳动和自理能力的“就业(托养)机构模式”(杨昊川 等,2025a)。二是以指导员为核心的运行模式,该模式不过度依赖固定场域,通过培养和划定服务辖区,使指导员成为组织辖区内残疾人体育活动与进家庭服务的关键节点,让任何公共健身场所发挥“临时示范点”的功能。2种模式均体现了对现有资源的系统整合与优化,是公平正义和包容性发展理念在实践中的具体应用。

  这一阶段,以整体发展促进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提质增效为主旋律,深刻体现了促进服务型政府的实践转向。1)决策参与优化资源配置。融合模式通过引导基层残联、社区、社会组织等多主体共同参与资源规划,实现人力、空间资源与服务内容的三方整合,有效避免了因单一主体决策局限所导致的资源错配问题,提升了资源分配的合理性;2)跨部门协同网络构建。融合模式突破了传统单一主管部门的资源约束,有效引导体育、医疗、民政等多个部门接入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之中,显著拓展服务体系的支撑力,实现多部门协同、资源互补的服务供给新格局;3)主体间的伙伴型依存关系。融合模式下,服务主体之间相互依托,使三大指标在服务型政府框架下协同运作,依赖各主体之间信息的有效互通,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资源错配,全面提高服务效率与响应能力;4)基层服务内容的创新激活。服务型政府的优势随着融合模式下服务方式的改变而显现,服务内容创新限制被解除,释放出自下而上的基层联动活力,创造出更专业、多层次、多受众的服务内容,进一步提升了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质量。

  全民健身国家战略背景下,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不能成为短板。在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15年的发展历程中(图2),单一服务供给结构逐渐被消解,融合实施成为化解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内部矛盾的主要抓手。但与此同时,服务标准模糊、资源整合不足、基础保障匮乏等再次成为阻碍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问题。因此,面向“十五五”新发展阶段,为切实抓好民生保障、加强基本公共服务,厘清新问题背后的成因将是为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的持续健康发展注入新动能的关键所在。

  资源整合不足意味着合力难聚,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在部门分隔、资源分散的情况下运行,所有相关方均容易落入“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困境,从根本上阻碍了公平正义理论、包容性发展理论和服务型政府理论在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中的具体落实,使其高质量发展难以得到可持续的实践支撑。作为一个涉及多元主体协同的复杂系统,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包括各级残联、非营利组织和市场组织等。不同主体在资源获取渠道、服务供给能力上各有优势,管辖范围上存在显著差异。地方残联承担主要统筹角色,以购买第三方机构服务的方式委托非营利组织或市场组织具体执行,体现了地方残联联动多维市场,但在此过程中地方残联未能为第三方机构提供相应的能力培训、弹性政策和服务指南,使第三方机构常陷入等待地方残联发布相关任务的被动局面,缺乏自我开展相关活动的能力和主动性。据2025年度国家级指导员培训所发放的《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三项指标调查表》(以下简称“调查表”)结果统计,仍有超过6%的学员(其中多数来自残联系统)表示日常开展残疾人群众体育相关活动并未与其他社会组织合作,超过23%的学员表示仅与1个社会组织进行合作,资源整合不足问题依然显著。同时,由于赋能机制不完善,第三方机构容易出现:1)专业能力滞后,处于残疾人体育服务摸索状态;2)角色定位不清晰,与其他服务主体出现职责重叠与冲突;3)全局统筹不足,无法为其他部门解答“我需要你如何配合我完成这项工作”的具体内容。此外,信息共享机制的缺失进一步加剧了资源整合的难度,各主体间缺乏统一的信xc运动科技有限公司息平台进行需求对接和资源调配,造成服务供给方和服务需求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服务供给与实际需求脱节,部分服务资源在低效的匹配过程中被浪费,使得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的整体运行效率难以实现根本性突破。

  基础保障作为兜底公共服务必要资源、支撑服务团队有效发挥能力的关键,由于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附带的公益属性,常以“包容、共享、融合”等口号动员志愿力量加入,但与之匹配的基础保障难以同步推进。这种保障匮乏导致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整体悬于投入短缺、供给不稳的脆弱基础之上,不仅虚化了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运行载体,更在实践层面造成持续行动力不足。“人员”和“资金”依然是基础保障重点贫瘠区。首先,“人员”的“质”和“量”问题。各地市残联并未健全国家级指导员带动地方指导员队伍建设的梯队机制,甚至存在部分国家级指导员转岗不再承担残疾人群众体育相关工作的情况。同时,受基层专职人员数量限制,残疾人联络员、社区网格员等残疾人专干常身兼数职,残疾人群众体育相关政策的理解和执行能力较差,业务素质、工作认知专业能力等综合素质不高(鲁城 等,2024)。更为重要的是,指导员职业认证和福利待遇问题依然存在,面对兼职指导员数量和专业化程度远超专职人员,如何根据兼职人员的服务能力进行“知识付费”,鼓励他们在业余时间参与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也是一项新挑战。其次,“资金”的来源与使用问题。与残疾人竞技体育相比,残疾人群众体育专项经费较少。并且,残疾人群众体育专项经费还存在来源渠道单一、经费使用分配合理性欠佳、使用办法灵活性较差等问题,存在残疾人体育活动开展所需物料与规定可购买物料不匹配、康复工具报销路径繁琐等问题,降低了基层组织开展残疾人体育活动的活力。调查表结果显示,41%的参训学员提出希望提高待遇(如交通、服务时长补贴)、建立稳定的职业发展通道和晋升体系两项措施来稳定并发展指导员队伍。可见,基础保障的设立对于基层服务队伍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引领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持续发展的重要工具,标准化建设是实现其从阐释性向标准性转变的必然环节。当前,体育公共服务标准化已在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框架内产生系列研究(陈元欣 等,2025;张大超 等,2023b;郑家鲲 等,2023),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作为其中不可遗漏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实现:1)从基本公共服务概念出发,立足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中国实际,明晰其标准化内涵、意义和价值;2)构建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标准化理论模型,深入探索影响其运行效能的关键要素集合,并建立与之配套的评价体系;3)基于地方实际,将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评价体系付诸实践,总结其实现程度和桎梏因素,并提出针对性建议,实现“宏观—中观—微观”的研究理路,并秉承三大原则。

  第二,主观与客观相结合。在评价指标的选择上,客观指标是直接判断建设成效的重要依据,但仅凭数据呈现无法衡量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开展全貌。社会事业的发展效益重点在于投入产出比,而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的产出很大程度上表现在实施效果,过度关注投入而忽视最终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浪费了公共资源(邵雪梅 等,2024)。这便要求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评价指标体系需要一定数量的主观指标支撑,考察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实际应用所产生的效益。

  第三,执行基本化标准、差异化策略。社会事业标准化不同于经济发展标准化,其所覆盖的范围更广,所遇到的情况更为复杂(洪大用,2006)。地域广大、不同区域之间发展存在差异作为我国主要国情之一,统一标准需要考虑各地情况。因此,以国家层面出台基本化标准,结合地市基础条件,执行差异化服务标准,先行先试,确保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与区域发展水平相协调,更有利于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双重优化。

  以政府兜底体育公共服务、以社会力量主导体育公共服务是缓解过分依赖单一供给影响体育公共服务有效性与可及性的有效方式(陈丛刊 等,2024),但显然当前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与这一目标存在较大差距。近年来,民办非企业单位、志愿者协会等社会机构正逐渐成为补充力量,但活跃度依然较低,极大影响了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因此,应配置与整合社会资源,构建“残联主导,社会协同”的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新模式。

  第二,推动中国残联的“权力下放”。“权力下放”是中国残联与基层社会组织协同参与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建设的有效方式。在中国残联把握整体方向的前提下,调动不同社会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共同参与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执行决策,以不同主体视角综观残疾人体育服务供给过程,做到对残疾人的及时观察、及时响应、及时帮助。同时,中国残联需要强化规则的约束力,“权力下放”并不代表“权力替代”,建立权力事项责任清单,明确权责关系,健全权力监督机制,确保社会组织对于下放权力能接得住、用得好,才能有效提高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的效率和水平。

  第三,充分发挥各类服务机构的资源优势。当前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机构涵盖特殊学校、社区/街道居委会、康复机构/中心等多种类型,各类服务机构的资源禀赋各异,如特殊教育学校拥有专业的特教师资、社区/街道居委会掌握丰富的残疾群众资源、康复机构/康复中心专业的医学资源等。如何推动不同机构打破资源壁垒,建立跨机构的资源共享与合作机制,亟待回答。同时,在中国残联大力推动残疾人自组织建设的背景下,进一步激发其在资源链接中的主动性,发挥其残疾人集群性优势,更能从源头上提高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效率。

  基本公共服务基础保障建设要求人力资源配置充足(付冰 等,2017)、福利待遇公平合理(关信平,2024)、物质资源配置完善(张润晨 等,2024),分别从“人力、财力、物力”三方面着手提升服务活力。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15年来,在“人力、财力、物力”上的投入持续增加,但与残疾人日益增长的多元化体育需求相比,基础保障建设仍显滞后,抑制了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活力。为突破这一困囿,需从以下几个方向发力。

  第一,完善专/兼职指导员的管理制度和福利制度。首先,明确专/兼职人员工作定位。专职人员熟悉残疾人服务工作全流程,但体育专业知识方面较为欠缺;而兼职人员通常凭借其体育专业背景或技能,给予残疾人专业、安全、适配的体育指导,二者在服务内容和功能上有着本质区别。因此,地方残联应当秉承“专业分工”这一原则,明确不同类型人员的工作定位,发挥各类人员的专业优势。其次,加速建立指导员资格认证工作。中国残联应尽快与国家体育总局或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共同制定指导员资格认证、职业标准和认证流程,提高指导员的权威性与含金量,并通过标准化绩效评估建立与服务时长、服务质量相挂钩的福利待遇体系,通过知识付费或绩效奖励等方式激发指导员服务热情。

  第二,优化残疾人群众体育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首先,除加大政府财政专项投入之外,应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通过政策激励、宣传推广、品牌曝光等方式,鼓励社会资本、企业的多元投入。其次,建立科学合理的经费分配办法。根据不同地区残疾人数量、残疾人群众体育特色品牌项目数量、残疾人群众体育开展程度等因素科学制定经费分配标准,支持优势城市带动周边潜力城市。最后,明确残疾人群众体育专项资金使用办法,通过弹性制的残疾人群众体育物料购买机制,简化物料采购报销流程,确保经费使用的灵活性和精准性,便于释放基层组织开展残疾人体育活动的活力。

  第三,夯实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物质基础。首先,各地市在配备相应物质基础前,充分了解当地残疾人体育参与困难与需求,提供针对性的物质支持,减少由于物力供给与实际需求相矛盾而造成的资源浪费。其次,在现有基础上提高示范点的融合建设水平。其中包含三大指标在示范点的“内部融合”和不同类型示范点之间的“外部融合”,内部融合即以示范点为基点,向周围辖区重度残疾家庭提供进家庭服务,外部融合即同一地区内不同类型示范点之间的优势互补,形成更高品质、更多功能的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历经15年发展,在促进残疾人体育参与和社会融合层面取得了实质性成就。然而,当前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仍面临诸多深层次问题亟待解决。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系统回顾过去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15年实现程度,深刻剖析制约其发展的关键因素,对下一阶段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推动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下沉基层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新征程上,必须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着力构建高质量、高效率、可持续的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推动政策红利向残疾人体育权益的实质性转化,在践行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覆盖全民、服务全民、造福全民”目标的进程中,确保残疾人群体的体育发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与实现。返回搜狐,查看更多